十一画

韩少功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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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梦婆

    水水是平江县人,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。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,戏唱得好,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啧啧啧。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,只是一生了雄狮,就落下了腰疾,嗓子也破了塌了,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,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漏出来。她从此衣衫不整,蓬头垢面,脸上黑花花的,大襟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,总是塌下半边,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。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,找猪菜,筛糠米,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,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,不必在暗淡的日子里来一点特别。

    女人一落了夫家,尤其是生了娃崽,就成了妇人,成了婆娘,不怎么爱惜自己了。不过,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,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,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,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。好几次,她出门捞猪食,胯骨两边甩,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,沙哑着嗓子“呵嗬呵嗬”地赶菜园里的鸡,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。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。

    雄狮死后,水水成了梦婆,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,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,而且见不得薯藤,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,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,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,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。一般来说,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,晴天比雨天好一些。在这些时候,她目光清澈,待人接物,忙里忙外,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,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。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。越来越阴暗的云雾,越来越滞重的呼吸,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,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,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,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,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,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。她更不能承受月光,一看到窗外的月光,就浑身发抖,把一条花头巾戴上,撤下来,再戴上,如此反复无数次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,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。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,把头巾扯下来。她又说她的头冷,不戴头巾是不行的,再把头巾戴上去。

    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,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。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,问起了水水。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,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。你没听说过她?你真的没有听说过她?……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,也很为我可惜。他们说,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,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、摩托车、脚踏车包围,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。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,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。那一段,乡下买福利彩票,买运动会彩票,买疯了,镇街一片萧条,百货无人问津,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,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。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,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,生产还如何搞?生意还做不做?

    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。在这个时候,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,不是巨商,更不是知识分子,而是精神病人。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,向他们讨好逢迎,不惜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,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,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,一举获胜。人们纷纷传说,从事这种预测,小孩比大人灵,女人比男人灵,文盲比读书人灵,而更重要的是:精神病比正常人灵。

    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萃,据说几乎屡测屡中,无算不灵,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。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。

    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,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,说他也去找过水水。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,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,等了将近五个小时,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。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,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。水水看了他一眼,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。编辑当然是机灵人,心领神会,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,立即按《东方红》歌曲的第一句简谱|5562|,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。他没有料到,几天之后,结果公布,他差点晕了过去:中奖号码是1162!

    财运与他擦肩而过!

    他一点也不委屈,振振有辞地说,这不能怪那个水水,只能怪他理解有误。他太愚蠢了,太愚蠢了!他居然忘了《东方红》第一句只是“东方红”,第二句才是“太阳升”么——其简谱刚好是|1162|么!

    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,黑着脸一个劲长吁短叹。

    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,我看出来了,“梦婆”一词意味着: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(小孩、女人、精神病人等),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,但在一些命运关头,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,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。

    我得承认,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。我只是惊讶,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,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。奥地利学者西格蒙德?弗洛伊德,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。他怀疑理智,甚至不轻信意识,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,认为潜意识的混乱、琐碎、隐秘,不是无意义的。恰恰相反,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,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,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。

    弗洛伊德认为,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、女人、精神病人,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——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。这位精神病医生著《梦的释义》,成了一位释梦大师。在他看来,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,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。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:梦婆。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(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)又崇拜(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)的矛盾态度。

    “梦婆”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: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,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。

    “梦婆”在马桥的特别地位,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:在最不科学的地方,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,能不能做到这一点。英语中表示“疯子”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,源于词根luna,即“月亮”。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。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,当然已经接近了梦。读者一定还记得,水水的精神病态,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,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。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,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;也许月光是精神病(梦婆的第一义)和神明(梦婆的第二义)天然的诱因。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,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,行止如诗如梦,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,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。

    这样说来,一切精神病院,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。

    同理,一切神学院,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,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。

    黄皮▲

    “黄皮”是一条狗,极普通的黄狗,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。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,似乎没有主人。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,父母还多少有些贴补,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。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,脏了的饭,馊了的菜,随手就拨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。日子一久,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,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,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。

    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。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,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,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。若是用马桥话,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。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,十分生气,觉得它是个忘本的家伙。

    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。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,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,到公社里打电话,回村时已是深夜。我们爬上天子岭,马桥在我们的脚下,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,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。在这个时候,无须说话,更无须打口哨,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,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,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,越来越快,最后化做一个无声的黑影,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,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,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。

    每次都是这样。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,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,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,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,它是如何活下来的。我只记得,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,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。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,最应该打,操着步枪亲自动手,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。黄皮钩着一条流血的后腿,哀嚎着蹿上岭去了。

    夜里,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,是它熟悉的叫声,叫了整整几个晚上。也许它十分奇怪: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,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?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,我们没有上前制止?

    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,顾不上它了。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。

    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,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。它看了我一眼,没有任何表情,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。它又老又瘦了,胸脯排骨突出,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,目光也十分黯淡。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,也听不懂长沙话。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,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,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,当然并没有真咬,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,表示威胁和厌恶。

    “黄皮,你不认识我了?”

    它呆呆地看着我。

    “我是你的主人,不记得了?”

    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,再次看我一眼,夹着尾巴掉头而去。

    黄茅瘴

    我在马桥的时候,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,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。他还指给我看,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,如丝如带,若现若隐,悬挂于枝叶,出没于林间,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——那就叫瘴气。

    瘴气分为好几种:春有春草瘴,夏有黄梅瘴,秋有黄茅瘴,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。人一不小心碰上了,皮肤必定溃烂,伴有面色青黄,上呕下泻,十指发黑,说不定还会送命。

    他还说,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。上岭的前一天夜里,人不能吃烟喝酒,不能胡言乱语,不能行房事,还得烧香敬山神。第二天出门时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,暖身子,壮阳气。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——可以驱邪魔。

    这都是兆青说的。

    是他说的。我记得。

    甜

    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,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:“甜”。吃糖是“甜”,吃鱼吃肉也是“甜”,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“甜”。

    这样,外人很难了解,是他们味觉的粗糙,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,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,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?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,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,这种情况殊为少见。

    与此相联系的是,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,差不多只有一个“糖”字。糖果是“糖”,饼干也是“糖”,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“糖”。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,还是叫“糖”。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,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,比如“糍粑”和“米糕”。“糖”的笼统,只限于一切西式的、现代的、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。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,被他们叫做“糖”,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,不习惯。

    也许,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,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。很多年以后,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,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,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,胡椒味也好,辣椒味也好,芥茉味也好,大蒜味也好,一律满头大汗,“hot(热味)”一下完事。我窃窃地想,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,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?我不会笑话他们,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。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,顾不上洗手洗脸(满身全是泥巴),顾不上拍打蚊子(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),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(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),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,是什么味道。在这个时候,我什么也没看见,什么也没听见,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,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,那些精细的、丰繁的、准确的废话,对于我有什么意义?

    一个“甜”字,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,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。只要细心体察一下,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。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。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,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。直到今天为止,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,辨别西欧人、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,辨别英国人、法国人、西班牙人、挪威人、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,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。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,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,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、服装、语言、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。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,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、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。因此,中国人更爱用“西方人”甚至“老外”的笼统概念,就像马桥人爱用“甜”字。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,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。

    同样,直到今天为止,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,美国的资本主义,西欧的资本主义,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,日本的资本主义,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。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,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,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,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,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。在很多中国人那里,一个“资本主义”的概念就足够用了,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。

    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**的政治刊物。我很奇怪,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,同样停留在马桥人“甜”的水平。比方说,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,背叛了马克思主义,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(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?);一方面揭露**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,一方面又嘲笑**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(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?)。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,只觉得凡是**的就值得喝彩,就很好,就是甜。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,我读到一条消息: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,姓陈,宣称自己是**义士,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。几个月后,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,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。在餐桌上,我告诉他,我认识这个陈小姐。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,只是组织过一个“热岛文学大赛”,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,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,一拍屁股卷款逃港。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,但这不要紧,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,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,马尔克斯、昆德拉、略萨等等,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——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。

    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。他皱着眉头说,她也许骗了钱,也许骗得很笨,但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?

    他费力地打着手势。

    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。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。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,你可以拥护,可以反对,但不能没有尊重。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。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“糖”,现在,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“反抗”。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,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“糖”。如此而已。

    清明雨

    我无话可说,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,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,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,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。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。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,但也越来越细碎了,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,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,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,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。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,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。

    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,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,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。

    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。

    春天的雨是热情的,自信的,是浩荡和酣畅,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。比较来说,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,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,冬天的雨则是冷漠。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,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,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。因为只有在雨天,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,喘一口气,伸展酸麻的手足,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。

    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。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,意味着雨具的累赘,路上的滑倒,雷电的可怕,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。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,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,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。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。

    也许,我应该为此庆幸?

    现在,又下雨了。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:在雨的那边,在雨的那边的那边,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,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,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