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章 治术(三)

安化军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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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,做这项差事的,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。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,同时任两人,即古之左右史之制。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,因为崇政殿议事,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,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,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。在赵祯看来,今日徐平所对,当记于国史。

    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,省试的省元,殿试时的一等进士。明道二年,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,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。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,历史上两宋三百余年,制科三等不过四人而已。因为制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义上存在,实际上从不授予,如果把科举看作是学历的话,吴育就是现今天下学历最高的人。

    徐平所接触过的善于科举考试的人才,王曾当数第一,没有任何取巧,以绝对实力连中三元,对其他人碾压。科举考试中出现这种绝对实力碾压的,极其罕见,实是异数。吴育当排第二,在进士科中先中省元,再入一等,又成为制科三等的第一人。特别是制科与进士科考的内容和要求不同,一般人只能应付一种,就更加不容易。如在历史上同样中制科三等的苏轼,进士科的成绩就不如人意,只中了乙等进士。不过苏轼厉害之处在于,他参加了两次制科考试,两次中三等,这就是三百余年无人可比的成绩了。

    吴育具体治事的能力不说,理论功底是在的,所以赵祯让他来记录。起居官记录,载入国史之后,今天徐平应对的内容,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意识态的一部分。如果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,那么这就成为大宋正统的意识形态,将主导整个政权的运作。

    理明则事通,意识形态一致,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,运转顺畅。

    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,吴育匆匆赶来,行礼如仪。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,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,吴育还只是右正言,以本官为谏官。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,是进位之阶,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。从谏官到词臣,升迁不依常理,与徐平升迁不同。

    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,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,并进行了深入。

    起居官不是速记员,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,而是记下来意思,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。是以做起居官,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,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。吴育善科举,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,一一记下君臣问答。

    讲过了先前的内容,徐平起身,重新站到黑板前,指着“赋税”、“租息”和“口粮种子”这三个圈,道:“由家而国,口粮种子和赋税必不可缺,也无大花哨。一家之人,吃穿用度,留种兼存粮备荒,大约有数。此欧阳修等人所言,耕三年存一年之粮,以番天灾饥荒之时也。理政,就在于赋税和租息的分配上。这两者都是本于耕田所得,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。有了这剩途物,就有了朝廷,有了国家。”

    “一人生于世,聚而为天下,为朝廷存于世间,臣用三件事来论之——生存、生产和生活。生存,就是要活着的必需之物,于一人如是,于一家如是,于一国也如是。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,让自己过得更好,比如食美味,品丝竹,诸如此类。于一人如是,一家如是,于一国亦如是。而生产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和生活,所要做的事情。以农夫稼穑来论之,比如治沟渠,开荒田,养耕牛,买犁铧之类。以经商之人论之,便如买店铺门面,以务工之人论之,如买更多机器,建更大场房。一人如是,一家如是,天下亦如是。”

    “有了剩余之物,则这剩余之物投到哪里去,生存、生活、生产,各占多少,对一家是一家之政,对一国是一国之政。以本朝现在来论之,臣为三司前,财赋大半养兵,则是大多用于生存。因养兵是为了御敌,国既不保,自然无有生理。臣在三司经理,现如今朝廷岁入,约有三四成用来养兵,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桥铺路建场务之中。则至此时,本朝生存已不艰难,而主要是为了未来从事生产。朝廷官员加俸加禄,则是生活。此于天下,于士大夫,生存、生产、生活是如此分的。此是大略,详细自然是有无数条贯,然理不失。”

    “臣先前讲,租息虽然不当存,但却不得不存,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,朝廷于细民无法万事替其经理。其欲开荒田,虽然朝廷有劝农之法,只是无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当中。有民欲开荒,只能求于借贷。有人家的田耕不过来,而又有人家多子,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来种。诸如此类,租息有存在之理,故能尽除。”

    “然则租息或许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,年深日久,却成势力人家取贫苦人家之物,不劳而获之术。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,然则借着从别人那里不劳而获的租息,势力人家必然越来越强,而贫苦之家愈弱。人欲不知足,租息从取剩余之物,必然向着取穷苦人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去。贫苦人的口中之食,下地之种渐次被夺,不但当下受苦,更绝了其未来的生路。朱门酒内臭,路有冻死骨,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,言兼并之祸,不如言势力者越强,租息之祸欲烈,终至穷人无以为生,天下无以安立,终至天下大乱。”

    “欲解此困局,臣愚钝,仅勉强想出三策。一曰抑,不是抑兼并,而是抑势力之家取租息。为何不是抑兼并?因兼并只是其表,而非其根。租息不抑,兼并不只压抑不住,而且会让租息之祸更烈。为何如此说?现如今天下之财,根本上来说出于田土,在于农耕稼穑。则租息之害,最多的是在乡间。乡野小民,如何看其生计如何?不要看其吃什么,穿用什么,因为其所能拿到手里的,不只是朝廷税赋少收,租息不多,还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,出不出力。两者混在一起,容易让人模糊。言租息不成祸的,说贫苦人家之所以贫苦,是懒惰,是愚笨,是理所当然。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祸而起的,则认为人人一样,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坏人害之。执政者当心知,一事一物,必一分为二,执其一端则乱。”

    “小民除了供给自己衣食,还有三样。一是赋税,二是地租,三是借贷之利息。赋税是朝廷之责,地租有一定之规,惟有利息之祸最难匣清。或曰,我完朝廷赋税,自耕自食不借贷,便不受这利息之祸,果能如此?臣言,不能!”

    “你不借贷,他不借贷,总有人借贷。被人取走的利息,那个钱就在那里,终会从你的衣食住行,种地买种方方面面来刻剥你。如丰收后谷贱伤农,如灾年谷价飞涨,如耕牛价钱一日贵过一日,如欲买一犁一铧而不得。抑租息之祸,不只是在限乡间借贷,而且还在于平谷价,平稳牛、犁、铧等等价格,但最根本的,朝廷看得到的,是地价!皆因其余所有价格,终究还是会汇集到土地上,种地合不合算,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来。”

    赋税、地租、地价,这三个是考察农民负担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。追其根本,就在于农业的剥削,集中在地租和放贷收息上。赋税越多,地租在收成之中占的比例越大,地价与产出之比越高,则农民的负担越沉重。赋税和地租比较容易观察,地价因为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,是以迷惑性较大,理政者必须要把地价搞清楚。

    农业社会的剥削手段除了政权的赋税外,以地租和放贷收息为主,所以研究农业时代的经济,便会以地租、地价和赋税为中心。进入工业社会,地租这个剥削手段改成了资本无偿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,而放贷收息则更进一步,发展成了金融产业。放贷收息促进生产、渡过天灾人祸的积极性,成为了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,而另一面,他们的剥削本质是没有改变的。金融产业的收益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差值,如果是负数,则说明在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的积极一面。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越小,则积极意义越小。如果这个差值成了正数,则就说明金融产业表现出了其剥削手段的一面。金融产业相比较于其他产业越赚钱,则整个社会受到的剥削程度越严重。

    宋朝的农民对赋税、地租、地价的感觉,可以类比徐平前世对税和保险、工资以及房租、房价的感觉。税和保险可比作此时的赋税,工资与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这个时候的地租,而房租、房价就是最明显的金融剥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现。当然,农业社会放贷收息的剥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现在借贷关系上,还间接表现在操纵粮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上面,金融的剥削也是如此。金融动荡,通货膨胀与紧缩,无所不在的保险,房租、房价的快速上涨,都是金融剥削所采取的形式。你可以远离金融,却无法逃离金融剥削的手段。

    从对奴隶赤luoluo的压榨,到利用地租和放贷收息,到用剩余价值和金融手段,剥削者总是要穿上一件外衣,这件外衣还会越来越华丽。